Z君跟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。我知道他是在戏谑一些人和一些事情，但抛开这句话含沙射影的内涵，从表面意义来看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。至少在南航里是这样的。

南航虽不大，但树比较多。树多了，鸟儿就多了。走在去教室的路上，经常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鸟儿。我亲眼见到的就有翠鸟，乌鸦，喜鹊，燕子，还有些叫不出名儿的鸟儿，但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一群唧唧喳喳的麻雀。麻雀有过痛苦的回忆，当年毛主席号召大家进行全民卫生活动，麻雀曾经被列为“五害”之一。那个时候，麻雀被人追着打，数量骤减。后来麻雀平反了，成了益鸟，又开始安心地繁衍生息起来。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，那么南航现在便是这群麻雀的天下了。

从小到大，我走过的路很多，看过的麻雀也很多，但胆儿大的麻雀却没见过。往往都是在路边啄着不知道是什么好吃东西的麻雀，当我离它们还有两三米的时候，这群机灵鬼便警觉地飞走了，飞到了我永远到达不了的高度上，然后轻佻地向我抛来欢快的嘲笑。

这时候我的感觉大都是不快的，本希望它们不要飞走，和我能构成一副和谐宁静的画面，可这种和谐与宁静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定格。我总想和这群小生物们能有一个很恰当的交集，但从来没有。所以当它们一次次飞向高地时，我对于它们的怜悯便在瞬间消失，产生要把它们置于死地的愤怒，但愤怒也会很快消失，我一直在感觉选择的矛盾点上挣扎。

来到南航后，蓦然发现这里的麻雀居然“不怕人”了，它们可以埋头觅食时很从容地让我从它们身边经过，不带有一丝要逃离的意思，这很是让我惊奇。我想这可能和它们生活的环境有关吧，它们的周围都是如同我们之类的文化人，不会动辄地去骚扰它们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互不干扰，也便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默契。

忽然想到前年南京狂风暴雨过后的某条街上，在围墙的墙角下面蜷缩着很多只被雨水打落的湿漉漉的麻雀，它们瑟瑟发抖地被过路的行人装进塑料口袋里，摄影师记录了那天行人的丑陋，也将那些麻雀的可怜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到如今也不曾忘却。

经常被H君耻笑南京这座城市有“文化”，而南京人没有“文化”，首当其冲的是交通，然后是随地吐痰，再者是粗口，倘若H君看见那天的一幕肯定对我又是一顿唾弃而后快。因为我是南京人，所以我要和他争执。但从来没有结果-----“谁不说俺家乡好呢？”我想即使这些事情在北京、上海或者广州、成都抑或H君可爱的家乡，结果也不过尔尔罢。

2005年的冬天要比以往来的早一些，我经常站在十幢第三层走廊的西头，隔着玻璃窗看外面的麻雀，它们在对面的自行车棚顶和只剩下树枝的梧桐之间没有规律地跳跃。

年末的时候，下了几天纠缠不清的细雨，无声无息地抚慰着大地。我听不见雨落在车棚顶上犀利的声音，却看见麻雀们依旧在欢快地跳跃着。在空中巡视一圈又飞回到最高枝头上的是一只大麻雀，它的领袖地位无鸟儿能撼，这也是它责任的所在。在凌乱的枝头间蹦跳的则是几只还在学习飞行的小麻雀，它们谨慎地玩耍，被大鸟儿保护，是整个家族的希望。一群青壮年麻雀则在车棚顶上，脑袋瓜儿飕飕地动着，在吃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。

我吸着心爱的红南京烟，有点迷离地看着，突然意识到麻雀是不需要冬眠的。它们并没强壮的翅膀，可以向大雁一样飞去南方。它们依靠团体的力量彼此依偎，在南京寒冷的冬天里依旧活得潇洒。或者用W哥的一个词就是“快活”。

想想自己，虽然我不是一介莽夫，可自己也雅致不到哪里去。我们文化人经历了“文革”的磨难，改革开放到如今，我们新一代的所谓的文化人却在干些什么呢。我们被无限诱惑的物质时代深深刺激，追求各种各样的冒险与安慰。我们被自己炮制的孤傲笼罩，怀疑一切却也不相信自己。我们被民族和家族的重任寄托，匍匐在冷漠与狂热的边缘。

我们和麻雀一样是不需要冬眠的，全年为了理想执着的奋斗，却不能像麻雀那样快活。何以至此呢？